前些天，我去了一趟貴陽。在那里聽到了一件新鮮事，貴陽市政府有關部門召開價格聽證會，將出租車起步價由原來的10元下調至8元。對此，出租車行業幾無異議，老百姓更是交口稱贊。
說它是“新鮮事”，是因為時下的聽證會幾乎成了“漲價會”——某項價格調整上漲，開個聽證會，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這似乎是政府有關部門漲價的“前奏曲”。降價也開聽證會，貴陽市此舉前所未聞，豈不“新鮮”？雖說僅僅是2元錢的降價幅度，但它畢竟走出了國內諸多聽證會“逢聽必漲”的怪圈，打破了聽證會單一呈上走向的格局。
我在與貴陽市出租車駕駛員閑聊中得知，該市的出租車起步價之所以下調，大體基于這么兩個因素：一是貴陽地區的生活水平相對低于像北京、上海那樣的大都市，10元的出租車起步價顯然過高；二是貴陽乃至貴州省周邊地區的出租車起步價都低于10元。貴陽市政府尊重實際，尊重民意，通過聽證會的行政程序，適度下調出租車起步價，不僅彰顯了“執政為民”的行政理念，也是其“依法行政”的一個徽識。
“執政為民”、“依法行政”不止是口號，它不能停留在宣傳鼓動的層面上。按照現代行政學的說法，政府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使權力，盡最大努力、以最大限度為民眾謀福利。而聽證會便是政府部門踐行“執政為民”、“依法行政”現代行政理念的載體。本來，聽證會就是一種利益博弈的機制，只要經過充分的博弈，某項價格有升有降委實是正常事。甭說是價格的升降事宜，就是地方立法也得來一番利益的博弈。不是嗎？日前據《人民日報》報道，四川省前不久就 《城市行政執法相對集中處罰條例（草案）》召開立法聽證會，結果，參加聽證的14位代表圍繞城管執法權的擴張與限制發生分歧和激辯，許多人不同意城管擴權。
然而，反觀近年來一些地方的聽證會，并沒有體現利益博弈機制的合理性和邏輯性，或為某項價格上漲而走的過場，聽證會簡直成了“漲價會”的代名詞；或代表意見一邊倒，幾乎聽不到質疑之聲；更有甚者，還出現政府部門一手導演的假聽證會，如前不久媒體曝光的鄂州市規劃局召開的一個規劃聽證會，入場的住戶代表竟然是冒充的，簽名也是捉刀代筆。
如何讓價格改革更得民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功能？答曰：政府決策部門應該更加貼近地區的實際，更加充分聽取公眾的呼聲和意見。從貴陽市出租車起步價下調也開聽證會一事，人們可以看到該市政府在以下兩方面作出了改進努力，一是實事求是地考慮到本地區經濟發展與地理環境的差距，權衡當地民眾的經濟承受能力；二是定價模式的確定公開透明，不僅公布原價對市場影響的測算，而且公布降價的數量依據，聽取多方意見才最終實施。值得一提的是，對公共資源品的定價更須避免行政部門單方面的實際決定權。如何避免以往公共資源品價格調整過程中的“信任危機”，關鍵在于切實提高公眾對于公共資源品價格調整的參與度。
平心而論，作為一種民主的形式，我國的聽證會機制建立時間不長，尚有待發展和成熟。貴陽市此次降價聽證會的意義并不在于出租車起步價少了2元錢，而是在于這一舉措使利益博弈日趨法制化、更具民意性，為成熟和健全聽證會機制提供了一條有效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