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名年邁的老人倒地受傷,他將車停穩后,下車將老人扶起。這對南通汽運集團飛鶴快客公司駕駛員殷紅彬來說,這不過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舉。而這樣的好事卻一度讓他很郁悶,因為將老太扶起后,他竟被人誤認為是肇事者,還驚動了公安。好在車內有監控錄像,將整個救人過程記錄了下來,還了他清白。
司機殷紅彬好心做好事,扶起跌倒的老太,還有乘務員郁維貞在場,但他還是只能依靠車載攝像頭還了“清白”。而攝像頭上次“立功”則是在2009年,當時南京的鄭先生趕車時扶起一名跌倒孕婦,卻被孕婦咬定是他將其撞倒。一旁的“證人”和趕來的孕婦丈夫都認定是鄭先生的責任,并提出賠償2000元。鄭先生只得報警,最終民警從監控錄像證明了他的清白。
如果沒有攝像頭,殷紅彬最終的結果可能就是,像南京的彭宇一樣,攙扶起老太卻被法院判決賠償老太,可見,攝像頭在破解“彭宇困境”中居功甚偉。
現在是一個攝像頭密布的時代,當我們做好事被冤枉時,應當增強證據意識,無論是尋找街頭安裝的攝像頭還是找到車載攝像頭,都要盡可能尋找一切能證明自己的證據。
可是,破解“彭宇困境”不僅僅依靠當事人本身的證據意識,還要通過懲處那些誣陷好人等措施,來減少做好事的風險。像殷紅彬扶起老太的家屬不由分說指認他撞了人,像鄭先生扶起的孕婦一口咬定是他撞倒自己,法律也當出手相救。《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反復糾纏、強行討要或者以其他滋擾他人的方式乞討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惡乞”擾人,法律斷然出手,甚至處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試圖誣陷他人得到賠償的人,其性質比“惡乞”更惡劣,涉嫌敲詐勒索;其社會危害也比“惡乞”更嚴重,那會讓社會無人敢出手相助。因此,對誣陷做好事的人,如果證據確鑿,法律就應當規定對其進行警告、罰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成功,視其金額大小和情節的輕重,可以用敲詐勒索罪來治罪量刑。
通過政府、社會和民間組織設立基金會和獎勵等方法,鼓勵人們做好事,不怕被“彭宇”,解除他們在被“彭宇”后的后顧之憂,也是破解“彭宇困境”途徑之一。像深圳市表彰兩名攙扶跌倒老人的學生各一萬元,像廣州民間公益網站擬成立“攙扶老人風險基金”,意在為勇于攙扶老人卻被冤枉者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必要時還會提供經濟幫助等,這些做法都能最大程度地促進人們做好事。
彭宇案、許云鶴案后,人們陷入了一種“狼來了”的驚恐,人們驚叫著不敢、不能做好事,但是,從殷紅彬的遭遇,我們同樣能看到在這種危機中孕育著轉機,社會有能力通過各種手段,多管齊下,來破解“彭宇困境”。好人一時會吃虧,但這個社會終究會找到凈化機制,讓好人不吃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