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朋友圈突然被廣大網友刷屏：“建議國家改變販賣兒童的法律條款拐賣兒童判死刑！買孩子的判無期！”相關話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爭議，70%的網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臺表態支持一律死刑。
影視作品如《親愛的》、《失孤》等，不僅還原了被拐賣兒童家庭的不幸現狀，也引起人們對拐賣兒童這一丑惡犯罪行為痛恨和憤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們欲置拐賣兒童者于死地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洶涌的民意并不總代表理性。人們這種樸素的正義感雖然契合了嚴懲犯罪的思維方向，但對拐賣兒童者一律判處死刑，不僅無助于兒童解救，相反，這種“一刀切”思維恰恰忽視了法律的教育功能，可能會堵死被拐孩子的回家之路。
網友迷戀的是死刑的威懾效果，期望以死刑來杜絕拐賣兒童的行為。但多年的司法調查表明，死刑與犯罪率并沒有必然的線性聯系，如荷蘭在廢除死刑的頭十年，謀殺罪并沒有像人們擔心的那樣快速增長，反而有明顯下降。正是這種死刑不確定的威懾效果，使英國著名的法理學家杰里米·邊沁甚至尖銳地指出，“死刑幾乎永遠是一種不必要或沒有效果的權宜之計。”因此，用死刑控制犯罪只是一種美好幻想而已。
事實上，每個“人販子”都有其不同的量刑情節。如有的具備揭露他人拐賣很多兒童的行為構成立功，有的人則良心發現及時歸還被拐兒童后自首，這樣是否也同樣一律判處死刑值得考慮。如果一律判處死刑，那刑罰的差異性則無法體現。制定刑法的目的，在于保障所有的行為人在情節相同時受到一致的對待，換言之，在行為人具有不同情節時應判處不同的刑罰。
從功利角度考慮，所有被拐兒童的家人最為關心的不是拐賣兒童者的判刑輕重，而是被拐兒童能重回家庭。但如果對拐賣兒童者一律判處死刑，實際造成其退無可退，除了拐賣更多的兒童換取更大利益，對其而言，別無他路。從這個角度而言，對拐賣兒童者，重其重，輕其輕，反而更有利于督促犯罪分子洗心革面，讓被拐兒童重回家庭。
拐賣兒童者自應受到嚴懲，這本是我國刑法的應有之義。我國《刑法》規定，在拐賣兒童情節特別嚴重時，應判處死刑。但杜絕拐賣兒童行為，不能僅僅依靠嚴苛的刑罰，而需要完善社會福利、更新繼承觀念甚至改變計劃生育政策等一系列社會治理措施的共同作用。對拐賣兒童者一律判處死刑，不僅沒有必要，也有違現代法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