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巴蜀中學高三(1)班的劉楠楓，以704分的裸分成績成為2015年高考重慶文史類分數第一。原本在成都游玩的劉楠楓可以早一點坐動車回渝，由于北大與清華招生方爭搶劉楠楓，北大方面為表達誠意，執意派專車去成都接劉楠楓。于是劉楠楓回重慶的時間，被多耽擱了4個多小時。（6月24日《重慶晚報》）
每年高考結束，狀元們都會成為公眾注意力的焦點。高考狀元成了企業、商家、學校等各方追逐的對象，重獎事例屢見不鮮。“爭搶高考狀元”從表面上看是爭奪優質生源，實質上卻是難分伯仲的兩所學校之間的較量：高考狀元具有很強的符號效應，爭取的高考狀元越多，從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這所大學更具吸引力和競爭力。
高考分數建構的金字塔，讓不同的考生擁有截然不同的入學機會。處于金字塔塔尖的高考狀元，擁有廣闊的選擇空間。在理想的圖景里，選擇哪所學校、哪個專業，應該出自學生以興趣、愛好為基礎的“本心”；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家長的壓力、學校的動員以及就業、讀研深造等方面的權衡和考量，都會影響高考狀元的志愿填報。
高考狀元成為“香餑餑”的背后，既有人們對學習精英的樸素感情，也和浮躁、炒作等轉型時期不良的社會心態有關。高考狀元的身份符號和文化象征，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利益，讓“狀元經濟”的虛火越燒越旺。對高考狀元的過度關注和消費，根源于一種勢利的價值觀和教育觀。
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勢利已經開始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病癥，其作為一個行為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愿意錦上添花不愿意雪中送炭，導致資源集中在那些擁有較多資源的人手中，而對一般民眾以及弱勢者冷漠甚至不屑。最令人擔憂的是，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偏好，即使在教育領域也難以幸免。
狀元們在高考的競賽場中“一舉成名天下知”，并不意味著他們今后一定會取得成功。說到底，“教育只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一項調查顯示，在1977—1999年900多名高考狀元中，七成大學畢業后“銷聲匿跡”，在職場難尋高考狀元的蹤影。高考狀元“不如人意”雖然偏離了公眾預期，卻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人生有多個競賽場，狀元們在高考中脫穎而出，并不意味著他們在其它領域一定會出類拔萃。
印度詩人泰戈爾曾說，“鳥兒一旦系上了黃金，就再也不能展翅高飛。”對高考狀元的過度關注和消費，不可避免會對他們的健康成長帶來消極影響。只有從根本上對勢利教育觀進行糾偏，高考狀元得到的重復性激勵和謬賞才會越來越少，愈演愈烈的“爭搶高考狀元”才會降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