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打人老師，我是慕麗女（暴力女）。”陜西西安市一名8歲留守女孩的手繪小人書中出現這樣的話語，讓前來為他們做心理輔導的心理咨詢志愿者們既揪心又驚訝，在這樣一個年僅8歲的女孩子心里，長時間的離開父母、長時間的沉默寡言，留守，到底會給她帶來怎樣的心理傷害？（6月28日《華商報》）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的家庭結構是一個三角形，父親、母親和孩子分別是三個角，它是最穩固的結構，也是最脆弱的結構。一旦家庭結構出現破裂，家庭功能就會缺失。在經濟市場化、人口流動化的當下，留守兒童猶如散布原野的“野草莓”；倘若任由他們“野蠻生長”，難免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想做“暴力女”既有留守兒童情感缺失的因素，也有學校教育偏差錯亂的因素。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導致他們和子女長期處于一種分離的狀態——這不僅是一種物理距離，也是一種心理上的距離感和隔閡感，意味著子女的情感訴求得不到充分的滿足。而“暴力育人”的陳舊觀念，不僅讓孩子們承受了身體上的痛苦，還給他們的精神世界發育和建設帶來了負面影響。
不論是將教育暴力的性質模糊化，還是將“嚴師出高徒”的行為崇高化，抑或是將學生遭受教育暴力宿命化，盡管理由冠冕堂皇，卻都難以掩蓋其本質。父母作為留守兒童的監護人，當孩子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時候，卻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導致少數老師變本加厲、有恃無恐，讓輕度的失范行為不斷累加和升級，在孩子的心中留下難以消除的陰影。
在一定程度上，現實生活中的弱勢群體，也是表達上的弱勢群體。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發現和打撈，我們會很難傾聽到留守兒童“沉沒的聲音”。留守兒童既缺乏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也缺乏影響輿論場域的能量，表達和追求自己的合法權益的能力十分薄弱。以至于在遭受辱罵、體罰甚至性侵害的時候，都沒能發出“沉沒的聲音”。
近年來，青少年暴力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不時進入公眾實現。這里面，固然有暴戾心態彌漫的因素，也和當下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缺失有關。“沒有愛，就沒有教育”，如果孩子從父母和老師那里都得不到足夠的愛和關心，樸素的人性自然會變得自私麻木和冷漠，瀕臨危險地帶。
小女孩天真、純凈的童言背后，依然有直接而強烈的利益訴求。正視留守兒童“沉沒的聲音”，尊重和回應他們的利益訴求，離不開家長的責任和擔當，也離不開教師的仁愛之心。只有給予孩子更多的光亮和溫暖，他們才不會有“灰暗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