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0年7月5日，武漢市江夏區的鄧女士帶著1歲零3個月的女兒小菲來到武漢市兒童醫院。不久前，小菲奶奶給孫女洗澡時，意外地發現孫女乳房處有兩個硬核，一家人憂心忡忡。他們來到了武漢市兒童醫院，找到了著名的小兒外科專家江澤熙教授求治。看到小菲明顯隆起的乳房，了解了孩子的飲食情況之后，江教授用近乎“斥責”的語氣說，“怎么還在給孩子吃這種奶粉，很可能就是因為配方奶粉里面的激素較多，才導致這么早就發育了！”在當日的診斷書上，江教授寫道：檢查雙乳大，外陰充血，建議停服奶粉。
但江教授的此次診療活動被武漢一電視節目記者錄制并播出，節目曝光了小菲所喝奶粉的包裝。看到節目之后，吳家山的張先生和郭茨口的王女士才對各自女兒身體莫名其妙的“發育”恍然大悟——他們的孩子和小菲喝的是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奶粉。
郭茨口的王女士女兒小霞9個月大，輾轉在武漢市兒童醫院漢陽分院和武漢同濟醫院檢測后，也得到了和小菲、小彤幾乎一樣的檢測結果，醫生的建議也是停服當前奶粉。
從化驗單上看，三個女嬰的“雌二醇”和“泌乳素”都較高，一般嬰兒雌二醇水平應該在5pg/ml之下，但小霞達到了14.51，小菲高達12.22；嬰兒的泌乳素正常水平應在0.08-0.92ng/ml，小菲體內的泌乳素水平竟達到了7.13。
“這么高的數據，肯定是有問題的，奶粉作為唯一的食物來源，必須要停掉并且檢測。”湖北省婦幼保健院兒童保健科主任醫師楊勤教授說。
(2)事件疑點：三女嬰都一直食用同品牌同批次奶粉。7月12日，孩子的檢測結果出來后，家人馬上給小彤換了奶粉。而小霞家里，記者發現了四個批次的奶粉包裝，這四個批次中有三個批次號碼是和小彤家里的奶粉批次相同的。而小菲喝的奶粉是罐裝的，批次號碼只有一個英文字母，但這個字母卻是三個重合的奶粉批次號碼中的最后一個字母。不同地區的孩子，卻喝同一品牌奶粉；批號卻驚人地重合，這種巧合無疑加重了人們對奶粉的懷疑。
廣東省一位負責檢驗檢疫的專業人員認為，這很可能是產奶的環節出了問題。為了催奶，飼養員會在奶牛飼料中添加激素，過量的激素會殘存在牛奶中，經過加工到了奶粉里。
(3)同一奶粉品牌、批次相同，再加上該品牌奶粉人員令人生疑的表現，不能不使家長們認為——都是奶粉惹的禍。
武漢市兒童醫院內分泌專業學科帶頭人，院中心實驗室副主任姚輝表示，“兒童性早熟是一種很復雜的疾病，不能因為這三個孩子喝了同樣品牌的奶粉又同時有早熟的癥狀就斷定奶粉有問題。”她認為需要有一個科學的態度。 “唯一的方法就是檢測奶粉，對其中所含雌性激素進行檢測，才能知道真相。”姚輝教授說。
三名女嬰的家長曾向工商局投訴，工商局讓他們找質檢所，質檢所表示不接受個人申請，無奈只好找到醫院，醫院稱沒有檢測能力。他們有一種“投訴無門”的感覺。
(4)截至8月5日，江西省奉新縣10個月女嬰、山東省臨沂市8個月女嬰出現早熟癥狀，另有廣東湛江3個月男嬰雌激素檢測超標，他們均自出生就喝所涉品牌奶粉。對于該事件，中國保健協會食物營養與安全專業委員會希望相關部門盡快對所涉奶粉進行檢測，為消費者做出正面回應。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營養與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計國教授表示，盡管目前病例還比較少，難有足夠說服力，但對于每個女嬰來說，此事關乎她們的健康成長，不容怠慢與忽視。三個女嬰年齡分別是4個月、9個月和15個月，她們的飲食主要是奶粉，其他因素雖然也可能導致性早熱，但奶粉仍是需要首要排查的因素。
(5)國家質檢總局授權的兩大國家級乳制品質量檢驗中心——位于哈爾濱的國家乳制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和位于呼和浩特的國家乳制品及肉類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工作人員均表示，無法對奶粉進行激素檢測，理由是除某些保健食品之外，目前我國藥檢部門尚未開展食品檢測業務。
【核心觀點】
(1)整個事件中，中宜教育戴斌老師認為最關鍵的一點是，雖然專司食品安全監管之職的部門機構早已林林總總，然而迄今為止，竟然還沒有哪一家檢測機構，能將“激素檢測”作為奶粉的常規檢測項目。即使，不管“圣元奶粉”有無責任，監管部門在關鍵環節(激素檢測)的責任缺失，都值得我們深思。同時，問題出現后，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我們還是希望質檢部門能扮演好一個稱職的“馬后炮”角色，即便不能為社會個體提供無償質量檢測服務，也應該本著對公共消費安全負責的態度，對遭到家長質疑的奶粉進行質量檢測，給公眾一個確切的說法。
(2)從患兒家長歷經波折送檢無門的遭遇來看，和三聚氰胺演變成一場大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前奏倒是異常相似：也是“相關部門”集體變成“無關部門”，也是面對患兒家屬的質疑婉拒檢測。本應代表百姓利益的職能部門與利益受到傷害的公民之間的關系，成為一種博弈的悲劇。
(3) “檢測難，難以上青天”，這樣的無奈以及產生的悲劇為何屢屢上演，中宜教育戴斌老師認為，其背后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會根源和制度根源。一方面，是公民常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則是維權配套機制的繁冗和落后。如果相關職能部門繼續冷漠下去，再不及時介入調查，查明兒童性早熟的真相，那么這些事件就會侵蝕著我們下一代的肌體，而且對于社會制度肌體和政府公信而言，也是一種侵蝕。戴老師認為，如果要避免“激素門”擴大為公共安全事件，只有相關職能部門履行職責，打開檢測調查的大門，才能關上“激素門”。
(4)目前，廠家、監管部門及規章制度的制定部門均存在問題。首先，廠家，目前為止對此事的表示只有一個掛在網站上的 《致媒體公開信》以及準備起訴相關媒體的聲明，卻沒有做出可以推動事件向良性發展的行動，例如主動負責并公布檢驗奶粉中激素含量等。在整個事件中我們沒有看到一個負責的商家應有的態度和誠意。
其次，是監管部門，一開始我們就只看見幾家相關部門在互相推諉責任，以沒有相關政策為由拒絕檢測。職能部門本應代表百姓利益，當公民利益受到傷害時，作為為百姓撐腰的職能部門無視民生訴求和自身責任，非但沒有為民請纓反而卻想置身事外，這實在讓百姓寒心。畢竟少了職能部門的撐腰，一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與一家企業進行對話。
最后，是規章制度的制定部門。雖然已有規定激素是不允許直接添加到奶粉中的，但種種證據已經表明，在國內對奶牛使用激素催奶的現象是存在的。而在明知這種情況存在下，規定制訂部門仍未提前在規定中設定幼兒奶粉中激素類物質的檢測項目，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失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