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份“中國城市公益慈善指數”報告近日在安徽蕪湖發布。針對近期引發慈善界地震的郭美美等事件，民政部相關負責人在會后表示，郭美美事件通過媒體的曝光，一定程度上讓壞事變為好事，但媒體窮追猛打會傷害慈善事業。今后慈善組織將從現在的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剝離出來，由民政部慈善司專門進行單獨的監管。
“中國城市公益慈善指數”是一套對城市慈善事業發展水平進行綜合監測和科學評價的指標體系，被形象地稱為“城市愛心GDP”，排序的高下反映著不同城市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水平。這樣一套指標的發布，無論對一個城市還是對公益慈善事業而言，無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略感可惜的是，這套指標的風頭還是被另外的東西搶占了，公眾的焦點似乎并不在它的身上。
作為公益慈善組織管理者的民政部官員，對此顯然也有所認識，否則也不會主動談及郭美美等事件了。誰都不會否認，郭美美等事件的出現乃至持續發酵，對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帶來了嚴重負面的影響;所有人也都在希望這樣的壞事能夠變成好事，危機可以成為轉機。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種符合辯證法的轉換畢竟還需要一些條件，首要的一點就是查清真相。如果認可這一點，則必然會同意媒體的所謂窮追猛打有助于查清真相，也終究有助于郭美美等事件從壞事到好事的轉換。遺憾的是，媒體仿佛并不具備如民政部官員所指的“窮追猛打”的力量，郭美美等事件至今曖昧不明，公眾至今心神不寧，就是一個比任何雄辯都有力的證明。
郭美美等事件之后，公益慈善組織乃至監管者應該從中汲取什么樣的教訓，采取什么樣的補救措施?也許是個視角不同所以見仁見智的問題。而從輿論的呼吁看來，最為要害者無非兩點：一是切忌掩蓋和回避真相，須以坦誠贏得公眾諒解和信任;二是著力于從制度上進行變革。
可以認為，將慈善組織從現在的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剝離出來，由民政部慈善司專門進行單獨的監管，也稱得上是一種“制度的變革”。大凡公益慈善組織，都先有“業務主管單位”，再到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現在準備把公益慈善組織從林林總總的社會組織中分離出來，專由慈善司負責，開展單獨的行業監管，意味著雙頭管理的格局即將打破。眾所周知，多頭管理往往意味著誰都不管理誰都不負責，將來明確了慈善司對公益慈善組織的單獨監管責任，過去模糊的權責關系有望清晰起來，因此，這一變革誠如民政部官員所說，“是利好的一面。”
盡管顯示了“利好的一面”，但對照郭美美等事件后的公眾期待，“制度的變革”也許還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和必要。而且據媒體報道，即使民政部主導的這一變革啟動，紅十字會等10余個社會團體仍然是免登記的，也因此不在行業監管范圍內。這就表示，變革是否徹底仍然存有很大的變數。
按照民政部官員所說，民政部對公益慈善組織的監管范圍包括募捐活動的備案、規范、信息公開和財務公開等。通過監管者施壓，來改善目前廣為公眾詬病的公益慈善組織信息和財務公開不夠的問題，這自然是一個不錯的辦法，但又可能滋生新的問題，即如何確保公眾對監管者的信任?顯然，與其寄望于監管者施壓，不如遵循國際慣例，按照非營利組織的會計制度，公布詳盡的財務報表，并由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
此前，民政部已經在做這方面的嘗試。8月23日，民政部在其網站公布新起草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見稿)》，面向公眾征求意見，其中規定了“重大事件專項信息應在捐贈接收機構收到捐贈后的24小時內披露捐贈款物接收信息”等內容。民政部表示，起草該指引主要是為了規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工作，提高公益慈善組織公信力。
當然，最重要最深刻的制度變革，則當屬立法推進了。一方面，誰都在欣喜地贊賞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火箭速度，另一方面，中國至今沒有一部專業的法律來對慈善活動進行規范和約束，這樣的尷尬也許早該結束了。據了解，民政部于2005年就推出了《慈善法》草案，并已交付有關專家討論。6年的時間，《慈善法》為何如此難產?厘清立法的障礙和瓶頸，以法律監督自證清白，其激活公益慈善事業的效果當比單純呼喚公眾愛心可靠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