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地方政府對土地的需求急速膨脹，征地速度逐年攀升，這不難從每年龐大的全國土地出讓金數額中可看出。農村土地征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但現階段，因征地過程引發的各類農民維權事件層出不窮，需引起關注。僅2013年3~4月份，8天之內，河南中牟、湖北巴東、四川西昌便相繼發生3起農民被碾死的惡性事件，均與企業入村拆遷補償、土地征用等原因有關。在城鎮化的大旗下，一些地方興起了大干快上之風，土地征用速度加快，各類建設項目紛紛上馬，其背后也隱藏了諸多誘發維權事件產生的隱患。
[原因]
其一，對征地補償標準不滿意。目前，對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范圍主要由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構成。各地對土地征用的補償安置標準主要是套用國家標準進行補償，補償費普遍較低。 此外，被征地的土地使用屬性不同，如商業用地、綠化帶用地、工業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等，帶來的補償標準也不同，以至于同一塊地段，同一類附作物，補償的標準也不盡相同，極易引起相鄰區域農民的攀比和不滿。
其二，對征地方式方法不滿意。征地過程本應是一種市場和法律行為而不應是單一的政府行政行為。我國因土地產權的屬性差異將征地過程直接演變成單方面的政府行政行為，即由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直接介入征地活動，補償標準與方式均由政府決定，這就使得農民在征地中處于比較被動的位置，討價還價的理由和空間均受到限制。當農民和政府或開發商就補償、安置等問題無法達成協議，申請政府或職能部門協調裁決時，由于政府或職能部門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雙重身份，自身的中立性和公信力均面臨信任危機，反而成為沖突的直接對象。 此外，在征地過程中，由于標準不明細，一些基層干部工作隨意性較大，容易誘發部分農戶產生“愛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心理，形成不良的漫天要價風氣，甚至成為釘子戶，增加了征地的難度。無奈之下，政府只能組織執法隊伍加強執法，誘發農戶更大的抵觸和不滿，進而引發維權事件的產生。
其三，對安置補償方式不滿意。當前對被征地農戶的補償主要是采取一次性的貨幣補償方式，缺乏相應的其他配套安置方式，被征地農戶以后的許多年甚至一輩子，就靠這點土地補償費，有限的土地補償金往往不能解決農戶的后顧之憂。 地方政府在大量征地的同時，既沒有把農民變成市民，也沒有解決后續的社保問題，導致被征地的農戶隨時都可能變成“無工作、無收入、無保障”的三無人員已成為當前征地過程中的通病。失地農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缺乏非農業技能，進城就業面臨諸多限制。隨著東部主要城市產業結構的轉型，吸納農民工就業主力的勞動密集型代工企業將不斷地被剝離分流出去，客觀上又加劇了失地農民的就業難度，使得這部分群體不斷地被邊緣化，進沒有出路，退沒有后路，長期的利益被剝奪，會誘發更強的不公平心理進而容易演變成各類維權事件。
[措施]
浙江公務員考試網認為要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充分保障被征地農戶的知情權，規范征地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在征地前應廣泛采用媒體、布告欄、大字報、上門宣傳等多種方式公開國家、地方有關征地補償的政策、標準、辦法，并將征地補償標準以及具體分配方案納入村務公開的范圍，保證失地農戶的知情權。同時加強紀律監督，引入群眾舉報、評議制度，鼓勵群眾對違法行為進行舉報，并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方式對征地干部和征地過程進行滿意度評議，實現征地補償過程的公開、公正、公平。
其次，完善、細化征地補償方案，適度提高補償標準。《土地管理法》對土地補償標準的界定只是一個指導意見，各級政府要根據《土地管理法》的規定細化具體補償方案，并根據物價指數、生產產出、作物類別、地理區位、土地使用屬性等綜合因素來確定并逐年提高補償標準。
再次，逐步建立多元的補償安置措施。應從單一的貨幣補償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多元安置方式轉變。除了貨幣補償外，對于符合地方政府制定的辦理社會保險所要求條件的被征地農民，政府應給予辦理相應社會保險的安置方式；對于經濟發達或城鄉結合部地區，可借鑒預留地安置辦法，即按照規劃用途預留一定比例的國有土地，確定給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使用，以發展農業生產或從事多種經營；對長期穩定收益的項目用地，在農戶自愿的前提下，經被征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用地單位協商，允許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土地補償費入股或以經批準的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作價入股，興辦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通過合同約定以優先股的方式獲取收益等等。
最后，大力開展技能培訓，提高失地農民就業能力。充分調動全社會不同部門的力量，整合利用農村勞動保障、農業、水利、科技、社會團體等有關部門和行業現有的培訓基地資源，形成工作合力定期開展形式多樣、內容廣泛的免費實用技術培訓以提高失地農民的再就業能力。同時，建立并完善基層就業信息服務網絡，通過網絡、中介服務、舉辦專場招聘會等多樣形式為失地農民提供及時的免費就業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