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
2014年5月，針對海南省三亞市近幾個月來綜合食品價格指數處于較高水平、首季居民收入增加緩慢等客觀實際，三亞市委、市政府決定啟動三亞市物價補貼聯動機制，為全市符合條件的城鄉居民發放2014年上半年物價補貼。此次物價補貼人口約62萬人，需發放補貼資金共22320萬元，每人一次性補貼360元。此事在社會上引起關注和熱議。
三亞市政府的“慷慨”并非孤例，除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外，內地城市東莞、深圳、寧波、南京、上海等都曾向符合條件的市民發過紅包，其中多是為了抵御通脹向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的“臨時生活補貼”。
[熱點透視]
澳門可謂首開派紅包的先河。從2008年起，澳門就實施現金分享計劃，向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派發金額不等的紅包，且近年來金額不斷上漲。2014年，澳門將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9000澳元，非永久居民5400澳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香港也曾經發了不少紅包。后來幾年，香港特區也一直延續了這項政策。但這項政策卻在香港引起了不少爭議。2014年1月1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發表《香港家書》強調，“派錢”政策將告一段落。他說，雖然特區政府有充裕的財政能力，但“錢應該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為應對經濟不景氣，臺灣“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在2008年宣布，將給每位臺灣居民發放3600元新臺幣的消費券，用來刺激消費。每位民眾可以領到500元面值的消費券6張及200元面值的消費券3張。2009年3月31日前出生并且有“戶籍”的臺灣居民，就可以領取消費券。臺灣這次發放的消費券的使用截止日期為2009年9月30日。
2008年6月，東莞市財政拿出逾1.2億元向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紅包，此舉在當時引起全國媒體的關注和熱議。時任東莞市委書記的劉志庚對發“紅包”的解釋是，受澳門為市民發紅利的做法啟發，打算給貧困戶發放一次性臨時生活補貼，以減輕CPI上漲給貧困戶造成的影響。
和東莞向低收入居民發紅包類似，2008年5月，南京也啟動了應對物價上漲的困難家庭臨時生活補貼聯動機制。
2008年上半年，通脹壓力加大，寧波市財政給14023名低收入人群人均發放了290元補貼，同時，安排1340萬元進行糧食直補、油料作物補貼和農機購置補助，安排了促進生豬、奶業產業發展的資金1100萬元，用于抵抗通脹，保證農副食品供應。
上海2011年8月開始施行救助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聯動機制，保障對象包括國家重點優撫對象、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供養對象和領取失業保險金人員等四類人群，合計約55萬人。
[原因]
縱觀香港、澳門和內地東莞、三亞等地向民眾派發紅包的情況，大抵有三種主導因素：一是鼓勵民眾消費，避免經濟陷入衰退；二是幫助民眾克服大宗商品價格和薪資上漲引發的通脹壓力；三是政府財政盈余。因此，在政府部門派發紅包過程中，多是面向全體市民，且不區分窮人與富人。
【標準表述】
[意義]
一是“普發紅包”表明了一種政府態度。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地方財政大幅增收、稅費增長，民眾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但毋庸贅言，公共財政的增長令不少地方主政者財大氣粗，或大興土木修建政績工程，或大肆開支“三公經費”，極少想到為當地居民特別是困難群體做些什么。現在，三亞向62萬居民一次性派發逾2.2億元紅包，可謂內地創舉，體現了讓利于民、造福于民的執政理念，可視為以民為本、還利于民的惠民舉措，值得肯定和贊揚。
二是“普發紅包”還考驗地方政府的政策決策及執行水平。對于當地居民而言，身處著名旅游城市，物價高企，補貼360元能否有效緩解物價上漲帶來的巨大壓力，對于三亞政府而言，支出2.2億元紅包占財政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幾何，對下半年財政整體工作有何利弊，人均普發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做到了“錢要用到刀刃上”，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都要經過深思熟慮、科學決策。而本次物價補貼發放所有人員需要重新采集數據，這也是一項較為繁瑣的工作。如何確保該項工作公平、有序、高效進行，杜絕“假冒偽劣”、充分釋放執政為民、改善民生的政策善意，并在此基礎上，強化社會保障基礎建設，不斷出臺稅費減免、扶助低收入階層等惠民政策，讓民眾分享改革開放成果，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民眾幸福指數，三亞政府此舉都將起到一個探路者的作用。
[啟示]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進行轉型，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擴大消費在國民經濟“三駕馬車”中所占的比重，讓老百姓切實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要讓大家敢于花錢，財政支出就必須更多地向老百姓的民生傾斜，讓老百姓的兜里鼓起來。類似于三亞的全民紅包舉措就是一種有效的制度探索，既讓老百姓獲得了一定的實惠，又讓老百姓敢于消費；既擴大內需，又促進經濟轉型，一舉多得。各地政府官員在三亞旅游時不妨多向三亞學習，少建一點樓堂館所，多關心民生。也希望三亞經驗在有條件的地方推廣，將全民紅包在更大范圍內實施。
[措施]
普發紅包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此浙江公務員考試網建議：
一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一個水平適度的能夠覆蓋城鄉居民的社保體系。同時，建立工資與CPI聯動、合理減稅等機制，使社會各個階層都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合理補給與救濟，使社會財富的增長最大程度地惠及民生。
二是加快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實施收入倍增計劃，不斷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工資和生活待遇。同時，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進一步提高住房、教育、就醫、養老等公共服務能力和社會保障水平，改進民生，扶助低收入階層。這樣才能既解決收入懸殊問題，又解決弱勢群體的生存安全問題。“國富”之根本目的還在于“民富”，只有人民富裕了，國家的發展才會更加持久、更加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