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關于網約車的新政出臺以來，廣受社會好評。當前，地方政府正積極制定配套管理辦法，爭取于11月1日正式實施。從已經出臺的管理辦法看，一些限制性政策引人關注。這些限制性政策包括：禁止外地牌照的車輛和外地戶籍的駕駛員在本行政區內開展網約車營運，對網約車數量實行管控，規定網約車的運價、車型，要求網約車噴涂統一標識、安裝計價器等等。這些做法引發了爭議，許多人擔心網約車新政在落地時變樣，導致國家鼓勵發展分享經濟的意圖層層衰減。
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還沒有真正理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在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這一核心問題上仍然存在模糊認識。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是圍繞促進交易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最為核心的有三個方面，一是明晰的產權，二是能真實反映供求關系的價格，三是充分、公平的競爭環境。只要這三個方面的條件具備，自愿交易就會達成，并在給雙方帶來福利的同時增進社會整體福祉。
因此，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責任在于促成和維護以上三個機制的存在與運行，要像保護眼珠子一樣愛護價格機制，像保護自然環境一樣促進市場競爭，一般情況下不出手直接干預價格和數量。特別是在面對網約車這樣的充分競爭市場時，政府要盡量做到不干預、不介入、不扭曲，任何對于網約車價格、數量、區域的管制都是與“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背道而馳的，是對市場不信任的表現。
這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對于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認識不足。
中央文件多次闡明，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方面。特別是2013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力推“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其核心就在于管住權力、放開市場。但一些地方在對待一些具體事情時，仍然習慣于舊思路、舊做法，存在政府對市場包辦代替過多、干預和介入過多的情況。
對于網約車，政府當然是有監管責任的，但主要應體現在安全性方面、相關經營行為的日常監管以及處罰等方面，為此可以對司機的駕駛資質、車況、經營情況提出符合相關法律的規定和要求，但不應在網約車數量、價格等完全可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方面糾結。在監管方法上也應與時俱進，可采取更加符合互聯網特點的“政府管平臺、平臺管車輛和人員”的方式，不應耽于陳舊的行政管制思維，對車型、標識等加以限制，出臺具體規定。
這更提醒我們，改革的初衷和目標不會自動實現，要謹防改革精神落地變味。兩年多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改組第一次會議上就指出：“隨著改革不斷推進，對利益關系的觸及將越來越深。”對有的人來說，改革就是割肉，不情愿；對有的人來說，改革就是解決難題、化解矛盾，不敢；對有的人來說，改革就是改變習以為常的方式方法，不會……所以改革決不是藍圖繪就，然后按圖索驥那么簡單，中間可能有曲折、有變形，對此，我們既需要堅定改革信心，又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施工高峰期已經到來。這個時候，尤其需要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防止改革精神落地變味。
以正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應通過減稅降負、減少對于經濟的干預等，釋放社會活力，促進經濟增長。歷史地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一種新形勢下的創新，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延續。在改革的各項具體工作中，如化解過剩產能、債轉股等，涉及各方利益，一定要防止行政干預過多，堅持市場化和法治化的基本原則，尊重市場主體的正當訴求，處理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與“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辯證關系。
總之，我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也是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職能邊界的過程。當前，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轉型升級壓力加大，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這種情況下，更應該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為經濟增長提供寶貴的動能，推動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